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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起于公元前453年赵、魏、韩三家分晋，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，历时232年。战国是秦、齐、楚、魏、赵、韩、燕七雄割据并争取统一的时代。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内容。汉代刘向说战国时代的特点是“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力功争强，胜者为右”。

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，不论从政治制度上说，还是从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上说，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，都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。战国时期兴起的列国变法运动是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标志及其总结。这一运动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、赵烈侯任用公仲连变法、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、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、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、齐威王任邹忌变法、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、燕昭王任乐毅改革为代表，从本质上说，它是一场封建化运动。但从各国统治者变法的主观目的上说，无一不为的是“富国强兵”。列国变法与列国扩军备战是紧密相连的。事实证明，凡属变法获得成功的国家，其武力必然强大。七国中，以秦的商秧变法最为彻底，也就造成了秦国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。

随着战国的社会大变革，尤其是随着战国变法运动的发生，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与春秋时期完全不同的变化。从战争方面看，先就战国战争的目的与动机而言，春秋时期的战争当然含有兼并的内容。如齐、晋、秦、楚等大国无不兼并弱小国家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但是，这不是春秋时战争的最高目的。春秋战争的最高目的在于争夺中原霸权，取得支配其它诸侯国家的权力。在早期的争霸战争中，齐、晋都还打出了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。这说明周天子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，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列国还不具备取代周天子、统一天下的主客观条件。而战国则不然。战国时王室已经威信扫地，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国，失去了号召诸侯的政治力量。这使得霸主政治也成了过时的东西。统一天下，消除割据局面已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。孟子所说的天下“定于一”，即指此而言，它集中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。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，战国的战争不再是那种以战败国纳贡受盟为目的的争霸战争，而是争城夺邑，兼地略土，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。战国战争的规模也远较春秋时为大。春秋时的战争大多在数日之内即决定胜负，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两军的一次交锋。即使比较持久的围城战也只不过十天半月，最长的如楚庄王围宋，历时九个月，已属罕见。投入战争的兵力一般也不过数万，战车不过数百乘。如城濮大战晋出兵车700乘、鞍之战晋出兵车800乘等。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不相同。交战双方参战的兵力之众、历时之长，都是前所未闻的。如马陵之战，“魏惠王悉起境内之众”，结果“覆十万之师”。秦、韩、魏伊阙之战，秦杀魏、韩士卒“二十四万”。长平大战，秦前后斩杀赵卒“四十五万”。就战争时间来看，魏军围赵“邯郸三年而弗能取”，赵“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，五年乃归”。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都是春秋前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。

与大规模的战争相适应，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也大为改进了。杨宽先生曾说战国时期“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冲击战”，是正确的。春秋时期的战争仍保持着某种原始性，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步兵结合作战。交战双方事先“结日定地”，约好决战的时间和地点，以战车为核心摆好“堂堂之阵”，然后击鼓冲击、厮杀。一些“不鼓不成列”、“不以阻隘也”等古老的军事信条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。由车步兵组成的战阵，虽有“鱼丽”、“盂”、“鹳”（guàn，音贯）、“鹅”、“角”等名目，但究其实质，均不出殷周以来“三阵”或“五阵”的藩篱。

春秋晚期，战争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仅从《孙子兵法》看，兵不厌诈已成为兵家的共识，交战国家已普遍利用设伏、诱敌、包围、要击、避实击虚、避强击弱、以逸待劳等一切“诡道”来克敌制胜。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更成了军事家信奉的至理名言。

战国时随着大规模野战和包围战的出现，战争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。仅排兵布阵一项，据《孙膑兵法·十阵》，就有方阵、圆阵、疏阵、数阵、锥行之阵、雁行之阵、钩行之阵、玄襄之阵、火阵、水阵等。这些军阵不但能适应截击、坚守、突破、弩战、惑敌、火攻、水攻等各种攻守形势，而且要求车兵、骑兵、步兵乃至水兵等各兵种协同作战。春秋时期，列国争霸的战场，主要是平原旷野或城郭都邑，如《左传》的门于某邑，即攻打某城城门。在国家的关隘要津之处，一般并不设防。

而战国时期，由于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，不论平原、山地，都已开辟为战场，列国的关塞要津更成为攻守双方的必争之地。如秦据崤函之险，即被看作是“天下雄国”；而魏处中原，无险可守，反被视为“四分五裂之道”。因此，战争的结果往往是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”，表现得相当残酷。

从兵器制作方面看，由于战国时冶炼技术的发展，兵器制造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铁制以至于钢制兵器在战争中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。楚国的铁剑，韩国的“强弓劲弩”，吴、越的铁剑都技高一筹，闻名于当世。

从军事制度方面看，由于战争规模、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，势必引起军事制度的变化。战国七雄争霸和争取统一的战争大体可以划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：自周定王十六年（公元前453年）止于周显王十五年（公元前354年），历时百年，是魏国称霸中原时期。

周定王二十四年，魏文侯即位。他礼贤下士，师事卜子夏、田子方，重用李悝，实行变法，尽地力之教，奖励农耕，行平粜之法。用吴起为大将，取秦河西列城五座。任西门豹为邺令，引漳河灌田。命乐羊伐中山。十数年间，国富民强。文侯在外交上团结韩、赵两国，东摒齐，西拒秦，南抑楚。在周考王十年（公元前431年）时，楚侵入中原，灭莒国，势力伸展至鲁南境。周安王二年（公元前400年），魏联合韩、赵二国，在乘丘击败楚军。周安王十一年，魏再与韩、赵联合，在榆关击败楚军，魏国占据了大梁，并进一步攻占襄陵（今河南睢县），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国家。

周安王十五年，魏文侯去世，其子击嗣立，是为魏武侯。武侯未能执行文侯团结韩、赵的外交方针，在周烈王元年（公元前375年）与韩争夺郑国；在周烈王四年，又与赵争夺卫国，在北蔺（今山西离石西）打败赵军，因而与韩、赵结怨。此后，魏与赵、韩连年冲突。周烈王六年，韩、赵攻魏，夺取葵地。魏在平阳打败韩、赵军。次年，魏又在马陵（此马陵在今河南温县北，非马陵之战之马陵）打败韩，在怀打败赵。而后，赵则在浊泽打败魏，一度围魏安邑。魏、韩、赵的联盟彻底破裂，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。从此，魏国四面受敌。但因武侯直承文侯之业，武力强大，所以国家并未衰微。周烈王五年，魏武侯死去，子惠王立。魏惠王时，魏不但与韩、赵冲突，而且与秦的矛盾冲突也日渐剧烈。周显王三年（公元前366年），秦在石门（今山西运城）击败魏军，斩首六万级。周显王七年，魏在泾水北岸大败韩、赵联军，夺取了赵国的皮牢（今山西翼城县东北）。但秦乘魏与韩、赵交战之机，攻打魏的少梁（今陕西韩城县西南），击败魏军，俘虏魏军主将公叔痤，夺取了庞城（陕西韩城县东南）。

周显王八年，魏迫于河东受赵、韩、秦三面包围的形势，将首都由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市西北）。同时又在国内兴修水利，选拔武卒，与赵、韩调整交换土地，开通道路，使魏的国力达到了极盛。同时也就在魏惠王时期，受到了齐、秦的致命打击，并走上了下坡路。其转折点是周显王十五年的桂陵之战，齐胜魏败。11年后，魏又在马陵败于齐。从此，魏国称雄中原的局面为东、西的齐、秦两强所取代。E第二阶段：周显王十五年（公元前354年）至周赧王五十九年（公元前256年）。这一阶段，又以公元前284年乐毅破齐为界限，划分为两个时期。前一时期是齐、秦两强的势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。其中，秦孝公变法图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。秦国势力发展很快，出现了山东六国合纵御秦和秦国以“连横”蚕食六国的斗争。后一时期，因齐国破败，天下以秦为最强，是六国抗秦和秦国大发展时期。

周安王十一年，齐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。周安王十六年，田和立为齐侯，是为齐太公和。从此，田氏齐国取代了姜氏齐国。至齐威王（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）时，齐威王发奋图强，锐意改革，重视农业生产，鼓励开垦土地有功的即墨大夫，诛杀“田野不辟”的阿大夫，齐国大治，在诸侯中最为强大。齐威王用军事家孙膑为军师，先后在桂陵、马陵两次大败魏军，奠定了在诸侯中的王霸地位。威王死，子宣王立（公元前319年—公元前301年在位）。宣王喜好文学游说之士，一时各国学者聚集于齐国的稷门之下讲学，号稷下学派。宣王皆赐列大夫，不治而议论，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。当时，“齐之强，天下不能当”。